在我调到省政协后的第27天，接到了一通来自省委办公楼的电话。那天下着细雨，谈话室的窗户紧闭，暖气稍显过于温暖。坐下不到五分钟，我的背部便有些发热。孙致远走进来，手中拿着一个红色文件夹，先看了我一眼便直入主题：“明远同志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”我回答说状况还好，就是血压有些高。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将文件夹放到我面前，封面平整，右上角的日期印记还很新鲜。“组织决定，破格提拔你进省委担任重要职务。”我有些愣住，手还置于膝盖上，没能立刻去碰那份文件。谈话室只有暖气管偶尔传来的声音，宛如轻轻敲击的铁器。

我五十八岁，刚调到政协不久。送行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客气话，然而我心里明白，这次调动大概就是我的最后一站。“孙书记，我刚到职不久。”他回应道：“正因为不久，所以才需要迅速沟通。”他示意我查看文件，我打开封面，确认任职意见和拟任岗位。很清楚的信息，却让我首先生出疑虑。过去几年我曾做过一些事情，也得罪过不少人，实在没有理由让人觉得我非不可。

“是否能再考虑一下？”我问道。孙致远端起茶杯，没喝一口：“你可以考虑，但时间不多。请在明天下午五点之前给我明确答复。”我翻阅附带的材料，清晰的履历与考核记录一应俱全，但我注意到后面似乎少了一页，页码从六直接跳到八。孙致远发现后提醒我：“材料看完再决定是否接受。”他叫来秘书，把文件装入一个牛皮纸袋让我带回去核对。纸袋沉甸甸的，压在手上显得有些不舒服。走出谈话室，雨势比来时更密，我站在台阶下，迟迟未撑起伞。 球友会

第二天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，调任通知已下达。秘书准备了几个纸箱，分开放我的文件和奖状。我并未让他动最下面的书架，那里放着早年间的笔记本，纸张发黄，蒙着尘灰。尽管从厅里到政协的路不远，车开了二十分钟，我还是回头望了望，门口保安的敬礼显得慢了一些。交接会在小会议室进行，桌上有矿泉水和切好的哈密瓜，果肉略干，无人敢动。

接任的人在会上称赞我留下的良好基础，主持会议的同志再度念了一遍我的履历。但听到最后，我只是端起杯子喝水，口腔中却有股塑料味。五十八岁，不算老，但也不年轻。会上有人提到我经验丰富，也有人说政协工作更需要耐心。那些言辞并没错，但合在一起却像是为我关上了一扇门。

会议接近尾声时，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收材料。我认出林舟，他穿着深灰色夹克，走路轻盈。我们之前曾在评议会上见过几次，他三十四岁，话不多。那天他来到我面前，低声说：“赵同志，请核对一下履历。”我接过表格，发现上面详尽列出了我的早期单位与短期挂职，甚至连一项我几乎忘记的基层项目也一并写上。 球友会

“这是你整理的吗？”我问。“系统有记录，我做了核对。”林舟答道，随后站在桌边等待。我继续查看，注意到一个二十年前的项目也在列，规模不大，结束后也未获奖。再次填履历的时候，我懒得去写。林舟通过旧简报得知的事让我略感意外。“你怎么知道这个项目？”他稍作停顿，说：“以前简报里提过。”他的回答很稳，但手中的资料随之滑落。他重新夹住，目光移开，似乎不愿再交谈。

当我签名后递还表格时，他的手背轻轻触碰到纸角，随即又缩了回去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我觉得他的表情有些熟悉。交接会结束后，大家围拢拍照，林舟站在外圈，拍完便去收拾桌上的签名。拿出钢笔准备在纪念册上写几句话时，一声轻响打断了我。林舟不小心碰倒了水瓶，水流淌下来，浸湿了几张空白名单。“对不起。”他道歉，并用纸巾去擦拭，动作显得有些慌乱。我把钢笔放在桌上，帮他扶起瓶子。那支旧式钢笔已使用多年，笔帽上有一道显著的磕痕。林舟盯着它神情凝重，并问道：“你见过这种笔吗？”“以前家里有一支相似的。”我回答。当他把湿纸巾丢进垃圾桶时，外面有人叫他，他应了一声，匆匆抱起资料离开。

盯着那支笔的磕痕，想起它是我年少时骑车摔倒留下的，虽算不上珍贵物件，但林舟刚才的眼神却让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故事。报到后，我的办公室在六楼，窗外是排老槐树，午后不少麻雀落在空调外机上，叫声恼人。工作并不轻松，节奏倒是有所不同。过去电话多与项目、会议有关，而现在则是要慢慢阅读桌上的厚厚材料。 球友会

头一周我仍然保持以前的习惯，早上七点四十到办公室。走廊里冷清，保洁员总劝我再多睡会儿。后来我把到岗时间推迟了十分钟，虽只是小小的改变，却让我感受到一丝轻松，仿佛放开了一根绳索。何兰注意到了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