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9月11日，彭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，要求他到西南地区参与三线建设委员会，担任第三副主任。经过多年的离开，他面临的任务与昔日的战场和部队完全不同，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重要建设项目。彭德怀对此并没有立即答应，而是表达了自己的顾虑，认为自己此时是否能够被听取意见存疑，担心身份和权威带来的困扰可能影响建设进程。

彭德怀的犹豫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，他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，退居北京郊区的生活中，六年里基本处于赋闲状态。突如其来的重要职务安排让他不得不考虑外界和干部的态度。这一年，国际局势复杂，北方中苏关系紧张，南方越南战争加剧，西部则有中印边境问题。国家必须重视战略防御，尤其在战争威胁上升的背景下，深厚的后方保障显得尤为关键。

三线建设意味着在中国腹地和偏远地区布局重要的工业和国防项目，不仅要修建工厂和铁路，还需协调多个部门，要求丰富的军事和管理经验。经过与毛泽东的直接对话后，彭德怀在得到政治保证后，决定接受这一任务。他尽管名义上只是第三副主任，其上司是两位曾受他领导的老部下，李井泉和程子华。 球友会

李井泉的经历使他成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主任，他曾参与南昌起义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对西南地区情况十分了解。程子华则在多个战斗中活跃，并在解放后转向地方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，成为第一副主任，协助推动事务的落实。彭德怀尽管是第三副主任，但和两位副主任的职业背景形成互补关系，能够以国家安全的视角参与工程的决策。

彭德怀对职位的安排表现得很淡定，他清楚自己的专长在于军事和战略领域，对地方和工业建设需要向有经验的同事学习。抵达西南后，他开始处理具体的勘察、选址和建设等事务，三线建设由此进入实施阶段，反映出对国家战略任务的认真和担当。